数字城管“杭州模式”的解读
◆以多方协同联动机制促进城市管理的高位协调
数字城管在杭州被称为“城市保姆”，几乎所有涉及杭州管理细枝末节的人、物、事，都成为了杭州“数字城管”的工作范围。各个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就成为“数字城管”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2003年，杭州成立了“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各职能部门，以加强城市管理。然而，当时杭州各个部门的职能分得很清楚，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是“川”字形管理模式。通过实施“数字城管”，杭州建起了市级指挥中心和信息中心，并建立了相应的高位协同平台，终于把“川”变成了“卅”。目前，杭州将173家相关单位定义为网络单位，每个单位设立终端，由各网络单位派专人负责协调工作。同时，在杭州的“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还设立了协同平台，由各职能部门派出专人进驻，当发现城市管理问题时，由有关领导坐镇现场协调。通过实施“数字城管”，杭州市将包括城市管理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整合，将街面治安监控系统与“数字城管”的管理相结合，街面治安和城管行政执法监控系统接入“数字城管”运行系统。随着“数字城管”规模的不断完善，管理事项更加丰富，参与协同处置的部门越来越多，实施数字化城管模式以后，由于监督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发现问题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使处置解决问题的工作量成百倍的增加。执行部门的压力空前巨大，但由于有了科学的体制、机制和技术支撑，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各环节能够互相联动，形成了处置的合力，协同一体。执行部门的整体处置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显著提升。
◆以新技术的集群应用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城市管理方面日益细化的专业化分工是必要的，但与传统的管理模式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数字城管”通过网络化进行技术对接，实现不同专业部门的管理资源在空间、时间上的整合和系统化，高度整合和有效利用了管理资源。通过在政府城管机构中设立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双线运行，相互监督强化，再通过网络通讯技术进行拼接，使管理行为从传统的单向指令变为循环反复检查落实，从发散变成反馈追踪。对于执行部门来说，在监督部门的实时监督以及综合评价下，执行过程以及评价结果都是在监督之下，而且评价结果也是对外公开，与他们的考核与奖惩，以及切身利益密切挂钩。所以执行部门也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必须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效率。杭州市的数字化城管监督部门和执行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使城市管理更加规范，效率更加提高。通过新技术的集群应用实现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在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践运用中，通过技术的整合与创新，优化了资源和管理要素的配置，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带来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科技手段的应用，使精细化管理得到了落实。
◆以软硬件结合提升城市空际状况管理水平
“数字城管”一期项目于2006年休博会前完成了对街面管理、环卫作业和社会服务的数字化，主要实现地上空间的管理；二期项目按照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的要求，在一期数字城管规范标准基础上，进行细化、提高和完善，建成了综合统计、许可审批、地下管线、环卫机械作业GPS监管、短信平台、桥隧在线监管等子系统，实现了从地上空间向地下空间的拓展，将主城区已改善背街小巷纳入数字城管范围，并逐步向城郊结合部与城中村延伸、覆盖，极大增强了城市空际状况管理功能。数字城管覆盖范围在2007年底达到192平方公里，2008年7月拓展到225.95平方公里，覆盖率比去年提高了18.3%。
◆以管理体制创新提升城市管理的效能
12319服务热线和数字化城管的联动，实际上是一场城市管理的效能革命。“数字城管”改革了传统城市管理中监督与执行一体的模式，坚持了监督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专职的监督部门。监督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及时、全面、准确地发现城市管理中的问题，通过立案派遣给相关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处置完成后反馈给监督部门。监督员到现场勘察以后，符合要求才予以接案。监督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发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发现问题的内在动力。他们想方设法去发现问题，这样才能体现监督到位，所以他们不会回避问题，也不会掩盖问题。同时他们发现问题的这一个工作职责，也受到公众舆论以及市民的监督和评价。
◆以市民的参与互动形成城市管理的和谐环境
通过对有关事件的及时获悉和处理，“数字城管”将各种矛盾有效地化解在基层和部门。2007年底，“数字城管”问题解决率从2006年的46％提高到了98.77％，问题及时解决率达到82.84％。与此同时，2007年5月开始“数字城管”实现了与“12319”的并轨运行，积极开展了“数字城管与市民零距离”活动，从受理“12319”热线的情况来看，办结率、反馈率均达100％，满意率99.6％。“数字城管”把城管信息共享给政府的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实现了政府信息化从自建自用向共建共享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不仅节约了全市信息化建设的投资，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各类管理数据的统一口径，避免了政出多门，逐步消减了影响政府部门协同的机制壁垒，消除了政务管理的信息孤岛，逐步填平了社会多元参与的信息鸿沟，突破了公众拓展应用的时空陷阱，节约了信息系统维护的总体费用。
总之，在杭州市“数字城管”建设过程中，政府管理的行为由被动应付转化为主动解决、定期分析、探求源头生成原因；管理的方式从粗放变为精细；管理资源的配置从杂乱低效转为系统高效；管理的评价从奖罚不明变为奖罚分明、及时处理；管理的运行从封闭运作转化为公开公平，便于群众的监督；管理的参与机制从政府和专业部门一个积极性变成为全社会参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摘自《现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