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一委一办一平台”的前世今生

发布时间: 2026-01-23 14:45 信息来源:济宁市城市管理局 浏览次数: 字体:[ ]

一委一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产生了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市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各地开始探索建立城市管理委员会,被称为“大城管”。当时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还没有诞生,因此只有一委一办而没有平台。以下是几个典型例子:

1.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1980年代)

成立背景: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增加,市容环境、交通秩序、市场管理等问题突出,原有"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

解决的主要问题:

- 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

- 占道经营、乱搭乱建现象严重

- 交通拥堵、停车难

- 市政设施管理多头分散

工作方式方法:

- 建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 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

- 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 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管理单元

2. 上海市城市管理委员会(1980年代)

成立背景: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旧城改造、新区建设同步推进,城市管理任务繁重。

解决的主要问题:

- 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

- 新区建设管理标准不一

- 流动摊贩管理难

- 城市绿化水平不高

工作方式方法:

- 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

- 实行"建管分离",建设与管理职能分开

- 推行"门前责任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 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

3.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1980年代)

成立背景: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市场经济活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管理面临新挑战。

解决的主要问题:

- 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商品多

- 流动人口管理难

- 城市环境卫生差

- 交通秩序混乱

工作方式方法:

- 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 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 开展"三整顿"(整顿市容、整顿交通、整顿市场)

- 推行"门前三包"制度

共同特点

1. 管理体制创新:打破部门壁垒,建立综合协调机制,解决"九龙治水"问题。

2. 重心下移:将管理权限下放到区县、街道,强化基层管理能力。

3. 社会参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实行"门前三包"等制度。

4. 专项整治:针对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解决城市管理顽疾。

5. 建管并重: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质。

这些探索为后来全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推动了城市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第一个“一委一办一平台”

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在建立数字化城管和网格化管理模式时,成立了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简称"区城管委"),作为区政府负责城市综合管理、城市环境建设综合协调和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加挂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交通委的牌子,负责对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落实。

同时,东城区还成立了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后更名为东城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作为全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城市管理监督的行政机构,将监督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形成了监督轴和指挥轴"双轴化"管理体制。这一创新实现了"监管分离",避免任何涉及城市管理职能的部门和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在机构设置方面,区城管委内设了办公室、综合协调科、市容管理科、市政设施科等多个科室,负责城市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和专项整治。通过这一改革,东城区构建了"三级平台、四级管理"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城市管理从被动型向主动型管理的转变。我国第一个城市管理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

第一个大城管立法

“大城管”模式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在城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各自履行执法职责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指挥机构,能够统一对城管和各部门行使指挥权、督察权和赏罚权等权力。然而实践中发现,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地方议事协调机构,能否成立,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受主要领导偏好的影响,因为城市管理议事协调机构在中央斌没有户头,要不要这个机构取决于当地领导是不是把它列入“推进完成本地区其他重点任务、重要工作”。武汉市遇到一位很重视城市综合管理的市长,2013年2月18日,武汉市宣布,自3月1日起,《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被媒体称为中国内地首部“大城管”法规。突破把城管解读为整治市容环卫、管护公共设施的狭义认知,实行对城市的综合性、系统化管理模式,由政府成立统一的城管综合管理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权、督察权、赏罚权,建立健全城管综合管理指挥中心运行机制。《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尝试用法规固化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

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推动形成新时期城市管理“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推动"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改革方向,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1.确立统筹协调的顶层设计

会议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强调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为建立"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这为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部门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指明了方向。

2.明确体制机制改革方向

会议部署了"推进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重点任务,要求"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针对当时城市管理"多龙治水"的突出问题,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这为各地探索建立"一委"统筹协调机制、"一办"协调落实职能、"一平台"技术支撑的"双轴化"管理体制提供了政策依据。

3.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会议提出"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这为"一平台"建设提供了技术路径。会议要求"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管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为各地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奠定了政策基础。

2015年会议虽然未直接提出"一委一办一平台"的具体表述,但其确立的"一个尊重、五个统筹"工作思路,以及关于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部署,为后续各地探索实践这一工作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政策支撑,具有开创性意义。

住建部贯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数字化城管平台升级: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2017——2020)

搭建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2017、2018年

加快建设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2019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2021年至今):综管服+运行安全监测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指南(试行)》:发布于2021年12月17日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技术标准》(CJJ/T312-2021)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标准》(CJ/T545-2021)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行监测指标及评价标准》(CJ/T552-2023)

在推进平台升级的同时,通过系列推进会现场会推进“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建设。

2023年4月21日,住建部召开全国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体系建设暨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工作视频推进会,杭州市、青岛市、沈阳市、太原市、开封市、宿迁市、亳州市等7个城市交流了工作经验

2023年11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现场会,临沂市、重庆市、沈阳市、杭州市、开封市、宜昌市交流经验

2024年11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在厦门召开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座谈会。31个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城市管理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处(局)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成效较好的5个省和7个城市的管理部门领导参会。厦门、青岛、济宁、定西等市交流经验。

住建部2025年5月发布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经验做法(第一批):重庆市、沈阳市、青岛市、济宁市、蚌埠市、湖州市、厦门市、三明市、咸阳市、昆明市

2025年5月2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沈阳召开“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现场推进会”,全国‌24个省份的25个城市‌参会。

二、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2025年6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后续出台的文件,为推动"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建设发挥了顶层设计引领、政策体系支撑、标准规范保障三大关键作用,标志着这一工作体系从地方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1.中央会议确立顶层设计

2025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在国家级层面明确提出"发挥好'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建立健全城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将"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正式纳入国家城市治理现代化战略部署。

会议提出"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的总体要求,其中"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直接指向"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建设,强调要通过高位统筹、部门协同、数字赋能,破解城市管理"九龙治水"难题。

2.政策文件提供制度保障

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继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出台的又一纲领性文件。文件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章节专门部署"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明确要求"发挥好'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建立健全城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为各地推进"一委一办一平台"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住房城乡建设部作为牵头部门,按照"1+N"的文件体系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在《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若干个配套文件,形成从宏观战略到微观项目的完整政策体系。

3.地方实践加速落地

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各地迅速行动。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25年11月正式印发《"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建设参考模板》,为全省各地系统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清晰、实用、可操作的实施参考。该模板明确了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议事决策机制、指挥调度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核心内容。

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将"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明确写入省委、省政府文件的省份,海口、三亚、儋州三个地级市均已成立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其余15个县级市计划于2025年底前全面建立该机制,实现全岛全覆盖。

保定市将2025年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转型元年,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升级为监管、评价、服务一体化平台,整合73个部门253家产权单位数据,嵌入Deepseek算法模型,打造"城管数字人"服务模块,精准回应群众诉求。

厦门市构建"一委一办一平台两中心"工作体系,其中"一委"为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一办"为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平台"为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两中心"为市智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和市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形成完整的闭环管理机制。

4.工作成效初步显现

各地"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沈阳市通过"一网统管"平台,问题平均处置时长压缩至1天内,2021年以来累计解决552.55万件城市问题,超期处置率下降9.8%。保定市通过"一委"统筹,将全市12个涉及城市管理的议事协调机构全部并入城市管理领导小组,实现"一个小组统全局"的集中集约治理。

2025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加强城市管理统筹协调经验做法(第一批)》,将沈阳市经验向全国推广,标志着"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从地方探索正式成为全国性实践。

总体来看,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后续政策文件,为"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制度保障、标准规范和实践路径,推动城市治理从"九龙治水"向"一网统管"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2025年12月22日至23日,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2026年高效能推进城市治理,推动建立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发挥好“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

地方层面:探索实践和机制创新

1.健全"一委"统筹协调机制

各地普遍建立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例如,重庆市组建成立省级层面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城市治理委员会,45个成员单位多跨协同一体推进,41个区县同步组建领导机构,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到边到底的城市治理新体系。

2.强化"一办"协调落实职能

各地优化"一办"设置,提升统筹层级。保定市将城管办主任由市城管局长调整为市政府分管秘书长担任,实现从部门协调向市政府层面调度的转变,彻底解决"看得见却管不着"的难题。合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兼任主任,市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等10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

3.建设"一平台"技术支撑体系

各地加快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青岛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10大系统、41个青岛特色场景,公众诉求分析、智能派单等典型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保定市以2025年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转型元年,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升级为监管、评价、服务一体化平台,整合73个部门253家产权单位数据。

4.创新工作机制和治理模式

各地探索建立"日检查、周例会、月通报、季观摩"调度制度,健全"三级平台、五级应用"体系架构。沈阳市建立"年度部署、季度推进、实地调研"环环相扣、协同赋能的工作机制,构建"群众问计、社区吹哨、城管统筹、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通过中央和地方协同推进,"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健全,推动城市管理从"九龙治水"向"一网统管"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来源:城市治理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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